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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伟文:治理猪肉型通胀,不妨借鉴美国

2018-12-24 11:48 来源:猪价格网

  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紧迫任务。为此,过去人们往往多从流动性过剩上找原因,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。虽然央行今年以来已经三次加息,准备金率也达到21.5%这一极高水平,但是 6月份CPI指数依然达到6.4%,其中猪肉涨价是重要因素。

  严格地说,通涨和CPI高企不是一个概念。前者指流动性过剩,后者指消费物价腾升。前者往往导致后者,但后者原因不一定都是前者。因此,货币政策可以调控流动性,但不能完全调控CPI。2008年以来的三年中,中国CPI指数两次大涨,主要原因都是食品,特别是猪肉。由于人们习惯把消费物价上涨认作通胀上升,我们暂且也这么做,并称这三年中国的通胀为猪肉型通胀,以突出问题。

  从2007年以来的经济现象来看,中国式通胀的主要原因在食品,食品涨价的大头是猪肉。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是供应不足和成本上升。对此,国务院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平抑猪肉价格,包括支持养猪规模化经营,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发放价格临时补贴。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。但回想一下,2008年政府也曾采取过类似措施,并在半年内降低了猪肉价,但几年后又卷土重来。因此,需要进一步研究建立稳定猪肉价格和供应的长效机制。

  发展规模化养猪当然有助于这一点。我国猪肉供应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分散养殖所占比重过大,农民自然会在跌价时减少养猪,涨价时增加养猪,从而造成市场反复波动。发展大规模养猪当然可以减少这一波动,但如何推进规模化呢?13亿人口一年差不多吃7亿头猪,养猪关系到很多农民的生计。

  这里的关键是缺少必要的基准支持价格和反周期操作。美国农业部每年制定一系列农产品的收购支持价,实行反周期操作。当供应过剩,市场价格下跌时,政府将不足支持价的部分补贴给农民。具体做法是,农民以土地和地上的作物为抵押,从商品信贷公司获得往往是贴息的贷款,收获并出售后还贷。如果还贷时售价低于政府确定的支持价,则不足部分在还贷中扣除。反之,当市场价格上涨,并超过政府支持价时,农民不必缴纳高出的部分。因此,农民可以“旱涝保收”,而这种做法不违反WTO相关规定。

  我国情况虽然不同,但可资参考。例如政府按上年实际价格水平,加上成本上涨的合理系数,确定当年猪肉收购支持价,但并不真正都由政府去收购。当供应过剩,市价下跌时,农民不用担心,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差。当供应不足、价格上涨时,农民可以得到更多好处。无论养猪是规模化还是散养,支持价是相同的。当然,由于散养成本高于规模化养殖,散养户趋向于入股规模化养猪场,以获得更大利益,从而用利益杠杆推进规模化进程。反之,当猪肉价格高于政府支持价时,农民不需要补贴,政府这笔钱则拿来补贴城镇消费者。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一定保障,猪肉供应将趋向大体稳定,价格大涨大落的可能性也会降低。